湄洲女，是湄洲岛籍女子的统称，其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发型和服装上，相传为妈祖亲自设计，可以用“帆船头、大海裳，红黑裤子寄平安”这句话进行形象概括。湄洲女的蓝色上衣代表大海，裤子上红下黑两截隐含平安与思念的意思。头发盘起梳得像船上的帆，左右各一根波浪形的发卡，代表船上摇橹的船桨，头上盘一个圆圆的发髻代表船上的方向盘，一根红头绳盘在发笈里代表船上的缆绳，一根银钗横向穿过发笈代表船上的锚。头上的每个发饰都代表船上的零件，象征着一帆风顺。（出自：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惠安女，是福建泉州惠安县惠东半岛和莆田南日岛海边的一群特殊的民间风情女人，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和勤劳的精神闻名海内外。惠安女，从狭义上来说其实是惠东女，主要分布在福建惠安东部崇武、山霞、净峰和小岞四个镇。惠安女的服饰是古代百越遗俗与中原文化及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在互相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不断演绎而形成的，款式奇异，装饰独特，色彩协调，融民族、民间、地方和环境的特征于一体，既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又具有地方特色。这种服饰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惠安女民俗风情已成为福建省五大旅游品牌之一。惠安女服饰是中国传统服饰精华的一部分，是汉民族服饰中颇具视觉冲击力的个性服饰，被誉为“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在百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惠安女服饰不断演变形成其独特性，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2006年5月，惠安女服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是惠安女服饰的典型搭配。（出自：泉州网络电视台） 蟳埔女，蟳埔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生活习俗中留下了不少海洋文化的痕迹。蟳埔蚵壳厝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这种独特的闽南民居为海洋文化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历史见证，同时也成为闽南民俗研究的重要内容。蟳埔女习俗是主要流传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的蟳埔、金崎、后埔、东梅等社区的一种传统生活习俗，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蟳埔保留了许多闽南传统习俗，有独特的婚庆节俗、过年节俗、喜庆节俗、祭祀仪式，其中以“半夜出嫁”的婚俗、“妈祖巡香”的祭祀仪式最为突出。蟳埔女的服饰、头饰、耳饰文化也别具一格，它们因蟳埔特定的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蟳埔女服饰简朴宽松。俗称“大裾衫、阔脚裤”，便于海滩上劳作，体现了海边生产劳作需要的实用价值。蟳埔女耳饰是辈份的标志。未婚女性戴丁勾耳环，不加耳坠；结了婚则戴加耳坠的丁勾耳环称“丁香坠”；做奶奶后改戴“老妈丁香坠”的耳坠。2008年6月16日，蟳埔女习俗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福州女，广义上指所有居住在福州五区八县，持福州户籍的女性。狭义的“福州女”是指起码三代或以上定居在福州，还保留着较多的福州传统色彩，构成福州最基层的市民群体，也就是福州土著居民。

蒲氏制香与永春香业发展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香料之路”的起锚地。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朝廷在泉州增置市舶司，此后泉州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直至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外海商经泉州港输入的舶货主要有香料、药物、宝货、纺织品、皮货和杂物等，其中香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数量有时多得惊人。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永春县令江公望在《多暇亭记》中就形象地描绘了泉州港舶辐辏、宝货如山的繁荣景象：“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贾大贾，摩肩接踵相刃于道。” 宋元时期福建各州县均设立“香行”“香铺”。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在《诸蕃志》一书中记载了海外进口香料对泉州民俗的影响，如苏合香油，产自大食国（阿拉伯），“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又载泉州人用麝香木为器用，降真香能避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爇之如燔柴”，说明泉俗除夕之夜烧降真香避邪已很普遍。 宋末元初，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宋史？瀛国公本纪》）。蒲寿庚的先世系阿拉伯穆斯林，因进行海上贸易，寓居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后移居广州。南宋中后期，其父亲蒲开宗举家迁移泉州。蒲开宗去世后，蒲寿庚继承父业，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其初，蒲氏家族曾一度中落，经蒲寿庚的精心经营后，迅速振兴，走向鼎盛。 蒲寿庚家族拥有大量海舶，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古船发现者、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为玑曾几次来永春蒲庆兰香室寻访和探究，认为这艘古船很可能就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 （出自：《丝路纵横》2022年5月）

中国陶瓷 China，是“中国”的英文译名，同时也是“陶瓷”的译名。追溯历史，陶瓷最初的英文称呼是“chinaware”，直译就是“中国陶瓷器”。唐宋时期，中国的陶瓷制作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各种各样的瓷器销往日本、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多个国家，因此博得了“瓷国”的美称。 中国有三大瓷都，分别是福建德化、湖南醴陵和江西景德镇。德化县始建于唐开元四年（716年）。这座千年古县用泥土和火锻造成就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也培养了无数的制瓷大师。“白如凝霜冻雪，质如羊脂美玉，精薄如蛋膜，与象牙于媲美，釉面晶莹剔透”，这是德化白瓷的真实写照。 宋元时期，德化制瓷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规模上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德化瓷业的发展。德化生产的青白瓷、白瓷大量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德化屈斗宫窑址是德化古窑址的代表。这个宋元时期的古窑址，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或完整或残缺的瓷器标本。出土器物胎质白细，釉汁纯净而莹润，已具备明朝象牙白的雏形。屈斗宫瓷窑类型，既不同于龙窑，也不同于阶级窑，而是介于龙窑发展到阶级窑之间的一种独特窑炉类型，人们称之为“鸡笼窑”。 元代德化佛像瓷雕已经盛行，并有瓷塑佛像进贡朝廷得到帝王的赏识，据《安平志》记载：“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曾写道：“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今德化），制造碗及陶器，既多且美。”马可·波罗把德化瓷器带回了意大利，至今意大利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他带回的部分德化瓷器。也因此，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学者将德化青白瓷称为“马可·波罗瓷”。 随着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德化白瓷在国际上声誉远播，广受世界各国的青睐。菲律宾人称它为“奶油白”，日本人称它为“瓷器中的白眉”，而法国人称它为“中国白”。法国人的这个称呼最为贴切，它赋予了德化白瓷更为深层的含义。在世界陶瓷历史上，“中国白”是无可比拟的存在。 （出自：张美娜《泉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市舶司: 海上贸易是宋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朝廷空前重视。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哲宗正式下令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拥有绝对的海洋贸易自由。南宋时期，刺桐港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开放的港口，迎来送往，梯航万国，舶商云集，刺桐港迈入海洋贸易经济的新征程。元代，刺桐港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大港之一。 南宋时，泉州市舶司设置提举1员，同提举、副提举各2员。元时则设置提举2员，同提举2员，副提举2员。提举一职，官阶略次于太守，专任，或由太守兼任。市舶司的主要职能和现在的海关类似，负责管理进出口船舶、货物、人员，行使“抽解”“禁榷”“博买”等职责，同时招徕、接待、管理外商，还兼具治理港口、修筑城池、维护地方治安、剿灭盗贼等职能。 泉州市舶司的设立，让泉州在海洋贸易方面有了诸多便利，商船出海可以在泉州当地申办手续，而不用再像以前舍近求远，去广州市舶司办理。如此，既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可以更加合理安排船舶的出海及回港时间，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在泉州市舶司的规范管理下，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从刺桐港出发的商船从这里挺进更广阔的海洋世界，由此形成的海洋贸易网络，改变泉州，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据考证，泉州市舶司的遗址位于泉州市区中山南路水仙宫。这个遗址，也是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海关遗址，见证了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鼎盛繁华。市舶司的旧建筑已不在，只留下水仙宫和鹊鸟桥。 泉州市舶司历经宋、元、明三朝，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迁至福州，前后达386年之久。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泉州的市舶司制度，为刺桐港商船的远洋贸易，提供了最大便利，推动泉州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出自：张美娜《泉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武夷山悬棺：武夷山高崖绝壁间，保存着号称天下奇观的悬棺。悬棺又称架壑船棺，南朝时就有记载，武夷山 “半岩有悬棺数千”，“云是仙人葬骨”。南宋朱熹认为：“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乾鱼，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 两崖绝壁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楂插石罅间，以庋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 后历代对此多有记述，往往认为与仙人有关。这些悬棺，以木料制作，外形似船。棺内有直接安葬遗骸者，也有内置仙函，函内安放遗骨。仙函为一精巧木匣，内外两层套装。如记载，大王峰悬棺，“小船两两相扣，内置仙函二十。” 小藏峰上 “石罅中有一艇，盛仙蜕十六函。” 近年考古工作者曾清理鼓子峰仙函，其中两具函上记有 “明嘉靖廿三”（公元 1544 年）、“明万历九年”（公元 1581 年）等文字，记载着某某信士谨发诚心，为保某某寿命延长而 “喜拾”。所拾者，即悬棺中遗骨。看来所谓仙函，为后人对遗骨的二次安葬了。武夷山悬棺，主要分布于大王峰、玉女峰、白云岩、大藏峰、鸣鹤峰、霞宾岩、幔亭峰等，由于历代损坏，今多已不存。至于悬棺年代，没有明确记载，经测定，距今已 3000 余年。当是那时依山傍水而居的武夷先人，去世后安葬于此。中国南方如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台湾等 10 余个省区，都曾发现了悬棺，但以武夷山架壑船棺最为古老，形制最为古朴。所以，武夷山被称为悬棺葬俗的发源地。对于其族属，有 “夏代越族说”“闽越说”“武夷族说”“安家族说”“干越族说” 等，诸说纷纭，一时难以定论。（出自：罗哲文等《中国的世界遗产》，机械工业出版社） 古 DNA 研究首次揭示云南昭通等地悬棺人群系古代百越族群后裔：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通过野外调查和古 DNA 实验研究发现，云南昭通等地悬棺人群系古代百越族群后裔，他们是现今民族众多的侗傣语系族群的先祖。悬棺葬是将殓尸棺木高置于临江面海、依山傍水的悬崖峭壁上崖壁、洞穴、裂隙的一种葬俗。悬棺葬大多在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也有较多分布。但是，随着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这类遗迹越来越少。作为一种奇特而古老的考古文化遗存和丧葬习俗，悬棺葬文化一直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资料显示，年代最早的悬棺葬遗址是在福建省武夷山地区，距今 3600 年，即商周时期，武夷山地区也因此被认为是悬棺葬习俗的发源地。之后因人群迁徙和流动，这一习俗在福建、江西、广西、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传播，并大约在 2000 年前传播到泰国北部等东南亚地区、太平洋群岛的一些原住民群体中。考古发现，云南昭通市威信县和盐津县保存有较好的悬棺葬遗迹。绝对年代测定显示，悬棺葬习俗在我国大陆最晚的记录是昭通的盐津豆沙关悬棺葬遗址。但同时也可能包括四川珙县麻塘坝悬棺葬遗址。这一习俗明代末期之后便销声匿迹，但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清代以后这种葬俗还流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托拉贾人至今尚保留此习俗。（出自：中国青年网 2020-04-15）

朱熹和武夷山：武夷山，是一座理学名山。理学，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自孔子以后，至北宋时期，州府县学及书院林立，学术思想不仅受到道教、佛教影响，还受到天文、数学、历法、医学、地理、农学等新成就影响，出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杨时，以及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人，先后创立和发展成为儒家理学学派。至元、明、清时期，许多理学大师前来武夷山讲学，游览寻访先贤遗迹，留下许多文章著述和诗词、题刻。尤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形成 “朱子理学”，被尊为第二孔子。“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后人予以高度评价。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尤溪县）。父朱松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福建）崇安，后徙考亭。14 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移居武夷山麓五夫里，19 岁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进而中进士。曾为官 7 年，而后在武夷山著书讲学。63 岁以后移居建阳，但常回武夷山。南宋庆元六年（公元 1200 年）去世，享年 71 岁。朱熹一生著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70 余部 460 余卷著作，且在武夷山创办武夷精舍等书院，直接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生达 200 余人，许多人成为理学名家。朱熹倾毕生精力的理学思想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就在武夷山完成。元皇庆二年（公元 1313 年），仁宗皇帝诏令以 “四书” 为朝廷科考用书，并以 “朱注” 为官方解释，直至清末废除科举考试为止。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书、讲学长达 40 余年，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武夷山因此被称为 “道南理窟”。不仅如此，“朱子理学” 还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及欧美诸国，具有世界影响。（出自：罗哲文等《中国的世界遗产》，机械工业出版社）

安化黑茶是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特产，不属于福建出产的茶叶品类。坦洋工夫发源于福建宁德社口坦洋村，以坦洋村为代表，今日宁德已成为福建茶叶的重要生产基地。安溪铁观音原产于福建安溪县西坪尧阳，属于乌龙茶类，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武夷岩茶产自福建闽北 “秀甲东南” 的武夷山一带，是中国传统名茶。

宁德被称为：“大黄鱼之乡”，二十世纪 80 年代，宁德突破了大黄鱼的人工繁育技术，使它从一度濒危到重回百姓餐桌。石斑鱼、巴浪鱼、鲈鱼等在福建都有人工繁育和养殖。

二十世纪 90 年代，福州大力推动对三坊七巷的保护和修缮工作。鼓浪屿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八卦楼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南平市，是世界双遗。万寿岩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是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被誉为 “南方周口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