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今湖南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1972年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墓葬内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此外，墓葬中还出土有保存完好的女尸1具以及中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剂书籍帛书《五十二病方》。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文徵明，原名壁（或作璧），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 “文衡山”，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书法上，与祝允明、王宠并称“明三家”。桃花坞是唐寅为自己营造的宅邸。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此次打捞出水的文物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等。其中，长沙窑瓷约56500件，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器型包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安拉”，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明确标清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大量描绘有花叶、莲蓬、飞鸟、摩揭鱼纹，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的内涵和艺术装饰，也为确立长沙窑瓷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说明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特色。 唐三彩为干扰项。

苏黄米蔡，即“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此四人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有学者认为“蔡”应为北宋初年的书法家蔡襄。台北故宫博物院纪录片“翰墨风雅北宋四家”专题中，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金运昌先生在片中也强调了这一说法。 蔡襄，字君谟，汉族，兴化军仙游县（今枫亭镇青泽亭）人。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宋代是瓷器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出现了“五大名窑”。所以，汉代海昏侯墓不可能出土瓷器。 原始瓷器有人称之为原始青瓷，是相对于成熟期瓷器而言的。它是商周时期所出现的，以瓷石为制胎原料所制作的具有较低吸水性的带釉陶瓷产品。原始瓷器和白陶器与印纹硬陶器相比，有坚硬耐用、器表有釉不易污染及美观等优点。原始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B选项为瓷器，非原始瓷器，排除。

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其中，唐代的金银器表现尤为明显，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等西亚和中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日本受到唐代影响较多，未对中国产生影响。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