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肉燕堪称中华一绝的特色食品，其制作方法是从扁食做法演变而来。清同治年间，福州人王世统在闽北各地收购土特产品时，在浦城看到当地“扁食”的皮，是用木槌捶打的肉泥拌薯粉擀成。于是大受启发，回到福州，也采用这种做法替代“扁食”的面皮，结果大受福州人的欢迎。其后越做越讲究，逐步制作成薄如绵纸的薄皮，用来包馅。馅是用猪精肉、虾仁、葱、荸荠等细剁为泥馅。馅包好后，上笼旺火蒸五分钟即可，亦可放在清水中煮熟捞起凉干。肉燕可晾放，食时再加清汤另煮，煮好加盐、味精、葱花即可。由于肉燕全身均是精肉制成，即便用清水煮开，汤也很鲜美。包好的肉燕形似春燕，故称“扁肉燕”，雅称“小长春”。其薄皮便称“燕皮”。 福州人在寿、婚、庆、节宴上，往往将扁肉燕与鸭蛋同煮，称为“太平燕”。因福州话鸭蛋与“压乱”谐音，故鸭蛋亦称太平蛋。所以“太平燕”寓意着平安、幸福，成为福州民俗中享有殊荣的宴席“大菜”。当这道大菜上桌时，鞭炮齐鸣，宴会的主人端起酒杯起立，频频向宾客敬酒、致谢，宴会就进入高潮。

福建客家土楼，主要分布在龙岩、漳州等市，其中尤以龙岩市永定县的土楼最负盛名。福建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村民居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一朵奇葩，它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等特点矗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土楼民居的聚族而居特点以及建造特色都与客家人的历史密切相关。客家人每到一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加之客家人居住的大多是偏僻的山区，不但建筑材料匮乏，且有豺狼虎豹、盗贼侵扰，加上惧怕当地人的袭扰，客家人便营造“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这样也就形成了客家民居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 土楼是以夯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等，各具特色。土楼最早时是方形，由于方形土楼具有方向性、四角较阴暗，通风采光有别，所以客家人又设计出通风采光良好的，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圆形土楼。在现存的土楼中，以圆形的最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圆楼或圆寨。圆楼一般以一个圆心出发，依不同的半径，一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的水波，环环相套，非常壮观。其最中心处为家族祠院，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最外一环住人。整个土楼房间大小一致，面积约十平方米左右，使用共同的楼梯，各家几乎无秘密可言。 土楼内部结构有许多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内部有上、中、下三堂沿中心轴线纵深排列的三堂制，在这样的土楼内，一般下堂为出入口，放在最前边；中堂居于中心，是家族聚会、迎宾待客的地方；上堂居于最里边，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除了结构上的独特外，土楼内部窗台、门廊、檐角等也极尽华丽精巧，实为中国民居建筑中的奇葩。 土楼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造型大，堪称民居之最。土楼中最普通的圆楼，其直径大约为50余米，三、四层楼的高度，共有百余间住房，可住三四十户人家，可容纳二三百人。而大型圆楼直径可达七八十米，高五六层，内有四五百间住房，可住七八百人。土楼这种民居建筑方式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民俗风情。

这道菜的由来与南宋理学家朱熹有关，相传朱子在治学之余，对美食颇感兴趣，常亲自动手烹饪菜肴。一日，与文友雅集小酌，他亲自做了一道“什锦”菜。其制作方法是将黄豆、花生、槟榔芋以及金黄色蛋片、肉片、心片、肺片、香菇等上好食材,在盘中摆成宝塔状，然后放入蒸笼中蒸制而成。该菜品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色彩多样，造型美感，众人品尝之后交口称赞，很快就流行乡里，流传至今。由于朱熹去世后谥号为“文公”，因此，这道菜被称为“文公菜”。 文公菜不仅色香味俱全，而且寓意深刻、文化内涵丰厚。“什锦”与前程似锦之“似锦”谐音，寓意吉祥，象征美好前程；花生寓意妙笔生花；金黄色蛋片寓意金榜题名；宝塔形状寓意步步高升；香菇盖顶寓意加官晋爵。总之，各种食材皆有其吉祥美好的寓意。八百多年来，文公菜一直流传于武夷山民间，当地人常将这道菜用于宴请，以表达对客人的尊重与热情。旧时学子赶考前夕，家人必备此菜，祈愿考生一举登第。

每逢端午节，蚶江和台湾鹿港两地民众身着节日盛装，在海上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祈求风调雨顺。端午节正好赶上休渔期，渔民们要“洗船”“补灰”“画船”，他们驾着舢板，以木桶等工具冲洗船只，相互冲洗并嬉戏，后逐渐演变成竞舟泼水习俗。 闽台对渡习俗除了海上泼水，还有采莲、祭江、灯谜竞猜、南音游江等活动。闽台对渡习俗是两岸商贸密切联系的产物，也是两岸文缘一脉相承的见证。闽台对渡习俗被评为“中国最具地方特色民俗节庆”，被国务院台办和文化部列为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并于2011年列入中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专家解析】 蟳埔女、惠安女、湄洲女并称福建三大渔女。蟳埔女居住在泉州城东南郊的蟳埔渔村，她们不仅是养殖牡蛎的好手，也是市场经营的能手。身穿的上衣为布纽扣的斜襟右衽，宽筒裤则便于在海滩上劳作。蟳埔女所戴头饰俗称“簪花围”，将秀发盘于脑后，系上红头绳，梳成圆髻，再穿上“骨笄”，另用鲜花的花苞或花蕾串成花环，少则一二环，多则四五环，再以发髻为圆心，围戴在脑后，整个头上所戴鲜花姹紫嫣红，犹如移动的小花坛。 【文化延展】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东方大港，海外贸易高度发达，海外花卉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蟳埔女所戴花饰的鲜花多为原产于地中海东部、阿拉伯半岛、南亚等地区的花卉，而其戴花习俗又与南印度地区的泰米尔人的戴花习俗相似。可见，蟳埔女的“簪花围”习俗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蟳埔女习俗”于2008年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生、旦、净、末、丑，是指戏曲里面的五种角色。 生行是扮演男性角色的一种行当，其中包括老生：主要扮演帝王及儒雅文弱的中老年人。小生：主要扮演年轻英俊的男性角色。武生：主要扮演的是勇猛战将或是绿林英雄。红生：专指勾红色脸谱的老生。娃娃生：剧中的儿童角色等几大类。除去红生和勾脸（在脸上画有脸谱）的武生以外，一般的生行都是素脸的，即扮相都是比较洁净俊美的。 旦行是扮演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女性角色。旦行分为青衣（正旦）：端庄娴雅的女子。花旦：天真活泼的少女或性格泼辣的少妇。武旦：扮演勇武的女性人物，特别是打出手。刀马旦：擅长武艺的青壮年妇女，不用打出手。老旦：老年妇女。彩旦：滑稽诙谐的喜剧性人物。花衫：熔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于一炉的全才演员等称为花衫。 净行俗称花脸，又叫花面。一般都是扮演男性角色。 净行可分为正净（大花脸）：地位较高，举止稳重的忠臣良将。副净（二花脸）：俗称架子花脸，大多扮演性格粗豪莽撞的人物。武净（武花脸）：以武打为主的角色。 末行扮演中年以上男子，多数挂须。又细分为老生、末、老外。老生：所扮角色主要是正面人物的中年男子。末：一般扮演比同一剧中老生作用较小的中年男子。宋元南戏所称之“末”实即“副末”，除担任报台，介绍剧情梗概和剧目主题的开场外，还在戏中扮演社会地位低下的次要角色。老外：专演老年男子的角色，一般挂白满须，所以又称“老外”。 丑行又叫小花脸、三花脸。包括文丑：伶俐风趣或阴险狡黠的角色。武丑：精明干练而风趣幽默的豪杰义士。 高甲戏，古称宋江剧，也叫戈甲戏，是清代闽南农村一种假扮梁山英雄的武打游行，距今有两百多年的历史。2006年5月20日，高甲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甲戏的表演形式兼容开放，在国内戏剧界屡获大奖。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高甲戏发展的黄金时期，整个泉州差不多有四百个戏班，戏班之间各显神通，出现了“十大虎班”的繁盛景象，但最好的戏班叫做“龙班”，也叫“金莲升”，因此有“一龙破五虎”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高甲戏开始走出国门表演，东南亚诸国都有其巡演的足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甲戏从草台转入剧场。在角色方面，原先只有生、旦、丑，后又拓展了净、贴、外、末和北。其中丑最为突出。 每行每业都有其业界翘楚，身在业内，知其翘楚乃为常识。就像说起高甲戏的代表，就不得不说高甲戏丑王柯贤溪。柯派丑角，以一个男演员来扮演开朗泼辣、诙谐有趣的女角，在体现和表达人物时，超越了性别，使得角色独具一格，无可取代。柯贤溪老先生自成一派的柯派高甲戏《金魁星》《闹茶馆》《骑驴探亲》等融入了京剧、梨园戏、木偶戏的表演元素，甚至借鉴了国际喜剧大师卓别林的表演技巧。

悬丝傀儡：又名提线木偶戏、吊线子戏，闽南俗称“嘉礼”戏、“加礼”戏、线戏，是一门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也是流行于闽南方言区的古老珍稀的传统戏剧剧种。“嘉礼”“加礼”，意即隆重的殡婚嘉会中的大礼。福建地区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屋厦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谢天酬愿，都必须演提线木偶戏以示大礼。表演时，艺人用线牵引木偶表演动作。泉州提线木偶戏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种。也是中国悬丝傀儡艺术的珍稀范本和不争代表。数百年形成了一套稳定而完整的演出规制和700余出传统剧目，是唯一仍有自己剧种音乐“傀儡调”的戏种，完整地保存将近300支曲牌旋律曲调及南鼓（压脚鼓）、钲锣等古乐器。 福建泉州提线木偶形象结构完整，制作精美，尤其是木偶头的雕刻、粉彩工艺，独具匠心，巧夺天工，其木偶头轮廓清晰，线条洗练，继承了唐宋雕刻、绘画风格，当代木偶头制作，在师承的传统技艺基础上，更侧重于夸张与变形，尤为强调性格化和表现力，乃驰名中外的传统工艺珍品。泉州提线木偶形象，一般都系有16条以上，甚至多达30余条纤细悬丝，线条繁多，操弄复杂，与中国多数传统木偶戏相比，技巧表演难度最高。 2006年泉州提线木偶戏入选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UNIMA）中国中心、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授予“艺术交流实验基地”。 布袋戏：又称布袋木偶戏、手操傀儡戏、手袋傀儡戏、掌中戏、小笼、指花戏，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中国福建泉州，是最常看到的汉族民间戏曲表演之一。是闽南语系的传统地方戏剧之一。布偶的头是用木头雕刻成中空的人头，除木偶头、戏偶手掌与人偶足部外，布袋戏偶身之躯干与四肢都是用布料做出的服装；演出时，将手套入戏偶的服装中进行操偶表演。而正因为早期此类型演出的戏偶偶身极像“用布料所做的袋子”，因此有了布袋戏之通称。布袋戏演出上可分为前场与后场，前场即戏台部分，观众可见到操偶师傅操作人偶于戏台上的表演，后场则包括了操偶师、乐团和口白师傅。布袋戏的特点是演员用手指直接操纵，因而动作节奏明快，迅捷有力。指掌功夫是其表演艺术的关键，演员运用偶人不同的立姿、头姿、手姿、步姿，塑造有内心活动的偶人形象，概括、夸张而又真实，而“反套”（表现偶人“背手”）和“飞套”（偶人飞出，或腾空、或跃墙，套入另一只手）的操纵技巧，更令人惊叹。布袋演员有三个“自我”-－演员、角色、偶人，常双手同时扮演两个以上角色，一心多用，呼应自如，足见其难度与演员的功力。 线戏：又称线吼、线胡、线猴，1957年定名为线戏，是陕西，山西一带的传统戏曲剧种。发祥并盛行于关中东府地区的合阳，流行于朝邑、大荔、澄城以及山西的芮城和河南的灵宝等地。当地民间有合阳线戏之称。 嘉礼：即悬丝傀儡戏剧，见前。

音乐活化石：南音 汉代张衡的《南都赋》最早出现“南音”一词，里面写道：“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古乐南音在古城泉州传唱了千年。千年后的我们，听到的是唐宋遗音。亦是音乐活化石。 唐末及五代十国，中原连年战乱，士族大举南迁，唐玄宗时期形成的“大曲”，也随之来到闽地，共载悲欢离合。南音就是以唐代“大曲”为基础，在广泛流传和不断演绎中，受到元曲、昆曲、弋阳腔、佛曲以及地方戏曲的影响，逐渐形成独特的完整体系。 南音至今仍保留唐朝“琵琶惯用拨子、横抱姿势”的遗风。腹大颈细的南琶被横抱用于南音之中。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都是横抱琵琶，五代南唐顾闳中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弹琵琶也是横抱姿势。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相当于乐队的指挥，南音亦如此。 唐代大曲：隋唐歌舞大曲又称大曲或燕乐大曲，是一种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歌舞音乐，也是各类音乐形式中发展程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在隋唐宫廷燕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进一步吸收了外来音调与形式，较之魏汉的相和、清商大曲有着更高的发展，代表着隋唐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歌舞大曲的结构较为复杂，杨荫柳先生将唐代歌舞大曲结构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散序；中序、拍序或歌头；破或舞遍。在唐大曲中，“清商大曲”“龟兹大曲”和“西凉大曲”是三类不同典型风格流派的大型歌舞音乐，而且已经相当宫廷化和贵族化。 《教坊记》中记录的324首唐代乐曲名曲中，可考为大曲者有数十首之多。同时，唐大曲的结构也相当复杂，主要有“散序”（以器乐演奏为主）、“中序”（以唱歌为主）和“曲破”（以舞蹈为主）三大部分，中间有“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指、杀衮”等许多复杂的节奏和速度变化，这样一种程式化了的歌舞音乐，标志着中古时期歌舞伎乐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霓裳羽衣舞》是唐朝最为著名的大曲作品。 元曲：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文学之盛。元曲为元代儒客文人智慧精髓，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杂剧是戏曲，散曲是诗歌，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但也有相同之处。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因此，散曲，剧曲又称之为乐府。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流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明清两代也有杂剧，但每本不限四折。散曲，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没有宾白的曲子形式。内容以抒情为主，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始于宋代，鼎盛于元。 元曲原本是民间流传的“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昆曲：昆曲（Kun Opera），原名“昆山腔”（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昆曲发源于14世纪中国的苏州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自明代中叶以来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昆曲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是被誉为“百戏之祖”的南戏系统的一个曲种。昆曲以鼓、板控制演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其唱念语音为“中州韵”。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佛曲：以乐曲旋律配以佛经偈颂谱成之歌曲；或描述佛教精神之乐曲。据毛奇龄所著西河诗话载，佛曲在隋、唐即有，非始于金、元，如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婆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蜜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邪勒佛曲，入征调；娑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清代吴中佛寺，犹能作梵乐，每唱佛曲，以笙笛逐之，称为清乐，即其遗意。敦煌杂曲中尚存有部分佛曲作品。

泉州洛阳桥：世界第一座跨海大桥 中国古代四大名桥 中国是桥的故乡，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发展于隋，兴盛于宋。遍布在神州大地的桥、编织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连接着祖国的四面八方。中国古代桥梁的建筑艺术，有不少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潮州广济桥、河北赵州桥、泉州洛阳桥、北京卢沟桥被称为中国四大古桥。 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南2.5公里处，它横跨洨水南北两岸，建于隋朝大业年间（605—616年），是著名匠师李春建造，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因桥体全部用石料建成，俗称“大石桥”。 赵州桥结构新奇，造型美观，全长50.82米，宽9.6米，跨度为37.37米，是一座由28道独立拱券组成的单孔弧形大桥。在大桥洞顶左右两边拱肩里，各砌有两个圆形小拱，用以加速排洪，减少桥身重量，节省石料，这在建桥史上是个创举。桥面两边的栏板望柱，雕有各种精美图案，刀法苍劲，造型生动。在结构上，弧形平拱和敞肩小拱给人一种巨身轻灵、跃跃欲飞的动感。线条刚劲之中见柔和，凝重之中显轻灵，雄伟之中含隽永。 广济桥：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古城东门外。俗称湘子桥。横跨浩瀚的韩江，居闽粤交通要津，以其“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独特风格，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位于福建省泉州东郊的洛阳江上，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工程。从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3年）至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历七年之久，耗银一千四百万两，建成了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桥。根据考证，洛阳桥也是世界第一座跨海大桥。 桥之中亭附近历代碑刻林立，有“万古安澜”等宋代摩崖石刻；桥北有昭惠庙、真身庵遗址；桥南有蔡襄祠，著名的蔡襄《万安桥记》宋碑，即立于祠内，被誉为书法、记文、雕刻“三绝”。 洛阳桥的建造，是对世界桥梁科学的一大贡献。由于当时洛阳江潮狂水急，“水阔五里”“深不可址”，桥基屡被摧毁。造桥工匠创造了一种直到近代才被人们认识的新型桥基——筏形基础，就是沿着桥的中轴线抛掷大量石块，形成一条连结江底的矮石堤，然后在上面建造船形墩。同时采用“激浪涨舟，浮运架梁”的妙法，把一条条重达数吨的大石板架在桥面上。他们又在桥下养殖大量牡蛎，把桥基涵和桥墩石胶合凝结成牢固的整体。这就是造桥史上最别出心裁的“种蛎固基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创举。洛阳桥的建成，不仅使洛阳江天堑变成通途，对泉州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卢沟桥：亦作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15千米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

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海相伴，向海而生，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以“刺桐港”之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北宋中央政府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也就是海关，泉州成为国家级对外窗口。中外商人在泉州做生意得到制度和法律的充分保障。 据记载，元代时与泉州通航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近百个、进口商品种类达330多种。在泉州这个国际商贸中心，商人们来时装载香料、药材、珠翠、布帛等大量“蕃货”，去时还可载满陶瓷、丝绸、茶叶、铁等“中国制造”，往返贸易，利润往往十分可观。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当时泉州港的繁荣赞叹不已，还在书中专门计算了泉州港的贸易收益问题。 泉州，不仅仅是一座繁荣的海港城市，更是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世界级城市平台。大批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商旅、使者陆续定居泉州，呈现出“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不同习俗和文明和谐共存、相互交融，也造就了泉州开放、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